在釣魚島爭端中，自中國開始在其12海里領海的爭議水域實施定期巡航以來，加上兩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中日兩國間的沖突不斷增加。日本有將美國拉入同中國沖突的強烈意愿——雖然這樣做是一場豪賭，日本為此承擔著在沒有美國參加的情況下同中國開戰(zhàn)的風險。此種形勢給奧巴馬政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zhàn)，因為安倍晉三執(zhí)政以來，其“最大程度挑釁亞洲鄰國、同時讓西方盟友為難”的外交政策不僅冒著和中國疏遠關系的風險，也導致了美日關系疏遠。一位觀察家因而指出：“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在安保上全然依賴美國顯得越來越不正常。當前這種安排給日本和美國都造成了壓力，既讓日本對自身極度依賴美國的現狀產生焦慮和怨恨，也讓美國擔心東京方面可能會將其拖入對華戰(zhàn)爭。”59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既希望阻止中國對日本采取進攻性行動，也必須避免承受盲目支持日本政府一切行動的代價，如有必要，也將約束日本政府的挑釁行為。如果日本決心放棄和平憲法，自己掌握本國的安全命運，作為一支獨立的軍事力量全面提升核武研發(fā)能力直至宣布建立核武庫，那么，美國“戰(zhàn)略再平衡”政策將由于美國信譽和影響力受損而走進一個“惡性死循環(huán)”。奧巴馬政府至今仍未能很成功地在中日兩國之間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點。
結論
亞太地區(qū)已經成為中美兩國探索構建面向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可能性的試驗場。不幸的是，談及雙方的新型大國關系，每個國家總認為對方必須做出實質性改變，好像責任本來就應該由對方承擔。很多美國人擔心一個崛起的中國正在變得日益獨斷專行，強烈要求中國不要走上昔日帝國的擴張道路；而很多中國人則認為，構建這種新型關系完全取決于美國能否適應中國作為一個對等大國崛起的現實，并調整其與中國相處的方式。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中方明確表示，構建兩國關系的這種新模式只需要美國單方面的改變，這是因為，如同中國與美國打交道經驗豐富經驗的外交官、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及其外交部同事龐含兆所言，“中國從不做有損美國核心和重大利益的事”，與此相比，“美國在中國核心和重大利益問題上的所作所為難令中方滿意。中方并不是中美關系中難題的始作俑者，更不是施害者，而是受害者”。60 另一名中國外交官則進而明確指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國，‘球’在美國方面。只要美國與中國相向而行，是大有希望的。反之，可能還是‘非友非敵’的局面，兩國關系還會不時出現波折與緊張。這是中國非常不愿看到的。而這種后果對向來崇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的美國而言又意味著什么呢？”61
作為21世紀相互競爭的兩個世界大國，中美之間存在明顯的沖突和潛在危機點，它們之間的戰(zhàn)略互不信任難以避免。62 但是，中美兩國之間的戰(zhàn)略利益日益匯聚，因為“兩國間的權力分布更加均衡，為了解決在其所認為對本國前途至關重要的難題，每一方更需要與對方進行合作”。63 G2概念所要達到的“戰(zhàn)略兩極”或“中美共治”雖然不切實際，但這一提法是對中美關系的核心地位以及兩國通過合作管控彼此關系的必要性的一種確認。如果中美能真正攜手，以它們的力量和財富建構一種持久的地區(qū)權力均勢，而不是試圖在外交或軍事對抗中戰(zhàn)勝對方，就一定能夠實現雙方利益的最大化。正如希拉里所言：“中美兩國不能解決世界上的所有問題，但是我認為，沒有中國和美國，任何全球性問題可能都得不到解決……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國與增進美國利益之間并無本質矛盾。一個蒸蒸日上的中國對美國有利，一個蒸蒸日上的美國對中國有利。”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