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延安十三年塑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歷史基因
敘述是史學的基本功能，重視歷史敘述是中共黨史研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一個完整的歷史敘事體系是由歷史的時間、地點、主題、人物、事件、過程、走向、意義等基本要素編織而成的表述系統(tǒng)。以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為歷史軸線，建構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式現代化為主題的富有時代性、鮮活度、解釋力的歷史敘事體系，是反映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創(chuàng)新中國共產黨通史撰述體例的重要表達方式。
“延安是中國革命的圣地、新中國的搖籃。”1935年到1948年，是中共中央以延安為駐地，領導中國革命事業(yè)從低潮走向高潮、實現歷史性轉折的十三年，史稱“延安十三年”或“延安時期”。從中國共產黨探索、推進、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來看，延安十三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奠基起步時期，是建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敘事體系的重要一環(huán)。延安十三年是中國共產黨從政黨治理、國家治理、理論創(chuàng)新、文化創(chuàng)造、道路開辟等層面，形塑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基因和精神圖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奠基起步而創(chuàng)造根本社會條件的關鍵時期。建構延安十三年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敘事，可為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提供歷史知識論支撐。
延安十三年與中國共產黨之治
大黨之治是關于政黨治理的歷史過程、理論探索、實踐活動的規(guī)律性認識，展現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現代化事業(yè)領導核心、中國新型政黨治理現代化道路的獨特優(yōu)勢。延安十三年是中國共產黨之治的歷史基因與文化血脈所在。在黨的領導方面，初步構建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形成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確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穩(wěn)定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統(tǒng)一和團結。在黨的建設方面，“思想建黨”理念成熟定型，提出黨的建設總目標，確立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戰(zhàn)略地位，形成延安整風的全黨學習教育和推進自我革命的鮮活經驗，初步構建起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制度各項建設的基本布局。中國共產黨經過延安十三年的革命性鍛造，成為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成熟、擔當領導中國現代化重任的強大政黨，初步形成政黨治理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基本經驗，為中國現代化事業(yè)構建新的領導力量和領導體系。
延安十三年與中國之治
大國之治是關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guī)律性認識，展現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能力和國家治理現代化道路的獨特優(yōu)勢。延安十三年間，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如此廣大的空間里進行長達十余年的局部執(zhí)政和政權建設，“陜北已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試驗區(qū)，我們的一切工作在這里先行實驗”。中國共產黨以黨的領導為政權建設的本根，堅持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貫徹“三三制”建政原則，實行普選制和競選制，建立黨外人士座談會制度和鄉(xiāng)“一攬子”會議制度，力行新民主主義法制，發(fā)揚包括工人、農民、婦女、青年等在內的廣泛充分的人民民主和人民監(jiān)督，找到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一個答案，形成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tǒng)一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道路的雛形，為新中國成立后黨全面執(zhí)政、長期執(zhí)政積累了治黨治國治軍、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內政外交國防各方面的寶貴經驗，構成中國之治的母體胚胎。
延安十三年與中國之理
中國之理是關于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指導中國現代化實踐的規(guī)律性認識，展現中國共產黨構建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體系、推進理論創(chuàng)造的獨特優(yōu)勢。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延安十三年是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關鍵時期，開啟了中國共產黨構建中國革命理論的新階段。一方面，鮮明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命題，表明從“學習英美”到“以俄為師”，再到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高度自覺，為國家現代化提供理論創(chuàng)新的新方向。另一方面，扎根中國具體實際，吸收和運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結合”，不斷深化對于黨的理論創(chuàng)新的規(guī)律性認識。在這十三年中，毛澤東思想最終形成并走向成熟，確立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chuàng)造性運用和發(fā)展。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從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層面提供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光輝典范。毛澤東思想構成中國之理的基石，奠定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體系的基礎，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提供理論先導。
延安十三年與中國之學
中國之學是關于建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實際為研究起點、以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為內核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規(guī)律性認識，展現中國共產黨領導推進知識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方法創(chuàng)新的文化主體性以及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延安十三年是中國之學的奠基起步階段。中國共產黨堅持文化領導權，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創(chuàng)辦包括干部、知識青年、民眾在內的新型教育體系，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科學術話語體系。大批先進知識分子和有志青年奔赴延安，興起“走向延安”的時代熱潮。延安成為抗戰(zhàn)時期的一大學術研究中心，聞名國內外的人才圣地、文化圣地和精神圣地，在文學、史學、哲學、經濟學等各領域涌現出一批學術成果。“中國學是歷史中國之學，也是當代中國之學”。黨在延安十三年探索構建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強調立足中國實際、研究中國問題，是中國之學的歷史源頭，為中國革命實踐提供具體學理指導，也為當代中國之學指明根本原則、搭建主要框架、確立基本方法，初步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何構建、如何構建、構建什么樣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大時代課題。
延安十三年與中國之路
中國之路是關于創(chuàng)造人民美好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確道路的規(guī)律性認識，展現中國共產黨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fā)，探索并形成中國道路的獨特優(yōu)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開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都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chuàng)造。”黨在延安十三年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它構成中國之路的歷史本源，不僅是走向革命成功、通往新中國之路，也為開辟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chuàng)造條件、奠定基礎。從世界現代化的道路來看，中國革命的“延安道路”不僅被實踐證明是黨堅持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正確選擇，而且也證明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并非人類走向現代化的唯一道路，進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新興民族國家獨立探索本國發(fā)展道路提供了新經驗。經由延安十三年歷史鑄就的中國道路，展現出多元化的現代化歷史和多樣化的現代化道路，為廣大發(fā)展中國家保持自身獨立性邁向現代化、解決人類共同問題提供了新選擇。
為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提供知識論意義上的新劇本
延安十三年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敘事建構，為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提供了知識論意義上的新劇本。
首先，它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探源，揭示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基因和精神圖譜。探究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生成，是正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延安十三年孕育了中國式現代化。深入剖析延安十三年蘊涵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基因與精神圖譜，有助于深刻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脈絡和生成邏輯，從知識論角度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建構。
其次，它是“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歷史注腳，為解讀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歷史、現在和未來打開一扇窗戶，提供典型案例。在延安十三年中，中國共產黨加強政黨治理、探索治國理政、創(chuàng)新中國之理、建構中國之學、開辟中國之路，為中國式現代化創(chuàng)造根本社會條件。深入揭示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十三年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制度實踐的變革與成就，可為科學解答“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時代課題提供歷史經驗的支撐。
再者，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知識創(chuàng)新，可以助力中共黨史黨建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厘清延安十三年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肌理，積累新知識、發(fā)現新史實、創(chuàng)立新學說，有助于學界破除“革命范式”與“現代化范式”相互對立的邏輯偏見，將中國式現代化深度融入中國共產黨歷史進程之中，推動中共黨史研究走向“民族復興范式”的革新，從知識論角度支撐中共黨史黨建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作者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副院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博士生）
